Web Excursions 2022-06-26
Linguist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第一章 语言研究
作为局内人,我们认定言语由单词组成。但局外人可能对此不太了解。如果你对此怀有疑虑的话,那么就试着去听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其停顿通常出现在说话者呼吸或犹豫时,若要进一步划分出更小的单位,则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就算我们确信该单位的存在,也无法准确判断其起止位置。
信号差异主要体现在元音与辅音的区别,而词与词之间并没有断开。外星观察家开始似乎只能听到一段不断变化的言语,但又怎能确定其中的某一部分是否具有独立的功能呢?一种常规方法是在不断重复的信号与观察得到的人类行为之间建立联系。不过稍加思考后不难发现,语言研究其实很少以这种方式进行。
一个根深蒂固的谬误,这一谬误直到 20 世纪才被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纠正。这一谬误粗略说来就是,单词是先在事物的名称。下面这段话引自钦定本《圣经·创世纪》,描述的是亚当作为伊甸园中唯一的人,如何为与他共同生活的动物取名。
耶和华神用土做成荒野、各种走兽和飞鸟,一一带到亚当面前,他说什么,那个物种就取什么名称。 《创世纪》2.19
很多个世纪以来,这段话在基督教盛行的欧洲一直处于语言学思想的中心位置。另一段重要的话是有关巴别通天塔的故事,在同一本书中稍后出现。亚当取名的故事将语言的起源阐释为某种在我们周围罗列事物的方式。第二个故事解释了为什么「整个地球」没有使用「同一种语言和同一种言语」。因为上帝为了束缚人类,故意以此来「困惑」大众(11.1——9)。
某些「意义」先于相应的单词而被我们人类所感知。
最先研究该民族的人类学家发现,在该民族的语言中,有一个词 shimá 对应英语中的 mother,但它的基本意思并不是「生物学上的女性家长」。根据加里·维瑟斯本 20 世纪 70 年代做的有关记录,该民族特别强调 shimá繁衍和维持生命的行为。只要具有此种行为的生物,就可被称为 shimá。在一个对其他人或动物的权利极其敏感的社会中,母系一族的任一成员都是 shimá。进一步扩展下去,每一个女性成员都是 shimá。这个词常常是有效的:比如,shimáyázhi 可以用来翻译 aunt(虽然不是每次都可以)。我们甚至可以将 shimá 的所指延伸至人类以外,因为不只是人类繁衍和维持生命。如玉米田、羊群也是如此,它们也可以被称为 shimá。地球本身也是,它也是 shimá。
「意义」并非与生俱来或任意存在,它们与文化密切相关,而语言只不过是文化中的一个方面而已。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语言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我们应在自身文化和语言的情景中,学会客观地审视语言。
在英语中,将书面语看作口语表达的指南是欠妥的。国际音标本身只不过是一种书写体系。我们稍不留心就以为每个单词都能被单独标注。
在 She'll come 中,「will」的音标变为 [l]('ll),这样还能算是三个单词吗?
blackberry 为例,它写作 black 和 berry,显然是两个单独的词,如词组 a black berry(「一个黑色的莓子」)。那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单词而不是两个单词呢
语言学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明确「单词」的定义及其划分依据。
「科学地」研究一门语言,意味着在接受专业训练前,至少不应培养一种毫无批判地、「不科学地」接纳一切事物的思维方式。我们应尽可能客观地评价每一种语言以及所有语言的本质。做到这一点虽然很难,却非常有意义。
「科学」含义广泛,大学里通常将之与「文科」或「人文学科」相对应。语言学则将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显然,它具有「文科」的一面,因其与其他的人文学科紧密联系。同时,它还具有「科学」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声学及声音的产生和感知上。其实,划分「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语言研究不过是一门由局内人自身实践、关于「人类」核心问题的「科学」而已。
第二章「语言人」
黑猩猩和大猩猩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它们与人类的最大区别在于语言方面。一只母黑猩猩正在从另一只黑猩猩的毛发中挑拣扁虱和虫子。灵长类动物学家将此行为称为「整饰」。整饰的主体及对象是由动物之间的地位及其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如果说黑猩猩的社会微结构通过整饰来维持,那么「语言人」的社会则首先由言语来维系。
语言是有声的。确切地说,最初它就是一种有声的形式。一种动物唧喳作声,传递讯息,自然不可能被食肉动物灭绝。语言就是由此唧喳之声演变而来。在过去的五千年里,产生了书面语。现代社会的书面语已然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如今,在所谓「文明」或「发达」的国家里,仍有许多人不识字。我们常被称为会「说话」的物种,而不仅仅是能「写字」的物种,即「书写人」。
不可将言语特征简单等同于某种书写体系的表征。相反,它往往与某些非言语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
声调好比「整饰」,对于维系家庭成员及朋友间的联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熟人交谈时,话语在音高、节奏和音量等方面常常能够协调到某个合适的位置,使人听起来舒心悦耳。
言语由单词组成。更宽泛地说,言语结构根据不同意义对不同单位加以区分。同样,单词自身也有结构。所以说,语言由两层结构组成:一层是形成特定组合的有意义的单位,另一层是更小的、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的单位。
假想一种与语言类似的体系,但其中的单词却并非由元音和辅音这样更小的单位所组成。以上所有叫声均不可再细分为更小的单位,如 Peter 中的 [p] 或 [i:],因此无法重新组合成新的单词。
如果词汇量太大,很可能会出现互相混淆的情况。
通常,整个单词的意义与某个元音或辅音没有任何关系。
上述特征非常重要,因为它确保了言语结构必然是「冗余的」。
语言冗余的长处是言语几乎不会被误解,较小的单位如 [s] 和 [I] 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妨让我们假想存在着一种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形式和意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上述体系并非毫无根据的想象,而是 17 世纪乔治·达尔加诺所设计的项目的一部分。相对于目前使用的语言体系,它显然略逊一筹。
在实际语言使用中,词序排列没有遵循一定的原则;同样,单词内部的元音、辅音组合亦无章可循。这就意味着冗余的程度增加了。
语言的冗余非常明显,书写体系只能揭示其部分的结构特征。
现代的书写体系通过单词之间的空格来区分一个个单词。这些空格严格说来不一定是必要的,但却帮了大忙。
有一种理论认为,语言源自相关种族之间社会行为的「整饰」。人类社会规模较大,在其不断壮大的过程中,相互关系的维系主要是通过复杂的言语行为方式。「语言」成为维系社会的有效手段。然而,「语言」二字必须加上引号,因为言语行为的复杂形式并非都在我们谈论的语言范畴之内。
就语言的同源现象而言,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的相似点。因此我们很难排除任何可疑的理论。有人甚至提出语言产生于某些复杂的手势,这些手势逐渐演变为言语形式。
语言通常与基因无关,而是「文化的」进化和人类社会不断交往的产物。尽管如此,言语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基因遗传的影响呢?
其一,我们可以从儿童是如何学习语言这个方面入手。儿童的语言发展能被看作完全是通过经验而习得的吗?诺姆·乔姆斯基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言语发展的关键期很短,但一般儿童都能成功习得。
乔姆斯基及其追随者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认为,人的大脑中存在一整套与生俱来而非后天习得的抽象的语言机制。因此,儿童的语言发展取决于经验的输入与内部语言结构机制的交互作用。
此外,我们可以试图推测语言是否经由文化发展而演变。
语言的产生究竟是一次还是多次?这个问题常常被问起,如果答案是遗传基因的迅速变异,那么单次起源的假设就会令人信服。相反,若强调文化的进化,「一次」起源说则站不住脚。
第三章 穿越时空的语言
语言不仅因时间,而且因使用人群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然而,差异绝不仅仅体现在地域性方面。既讲英语又讲德语的人与只讲英语的人相比,行为举止亦有差异,这种区别往往取决于所操的语言。
另外,言语差异还体现在不同的方言及语音中,这一点更加值得研究与探讨。
威廉·拉波夫于 20 世纪 60 年代进行的一项关于纽约人所讲英语的研究。在英语中,有时发「r」有时不发(当其后不接元音时)。
众所周知,英国南部的英语发生了一些变化,直到 18 世纪后期才基本定型。现在当地人认为,sport([spɔ:t])与 ought([ɔ:t])押韵,pour 和 paw 的发音相同,都是 [pɔ:]。
19 世纪以后,这一变化波及北美洲东部殖民化较早的沿海城市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国的英语。
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r」的缺失在人群中传播的路径。
20 世纪早期,纽约人基本上不发此音。因此这里的人不说「美国普通话」。而到了 50 年代,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不少当地人有时发这个音,有时却不发。由此可见言语变化所引起的差异。问题是这种差异是不是任意的。
根据拉波夫的描述,「r」出现的频率与说话者的社会地位紧密相关。他认为,该音可被看作「名望」的象征:发得越多,表明其受教育程度或社会地位越高。
拉波夫选择了纽约的三家百货商店,分属高、中、低三个档次。他分别拜访了三家商店并向店员提出同一个问题,即他想买的东西在几楼(答案是四楼)。因此,他所得到的大部分回答是 fourth floor,两词都可包含「r」或不包含「r」。每次他都假装没听清,要求店员重复一遍,这样他们就得把这两个词着力再说一遍。拉波夫预测,商店的档次越高,其店员为展现名望发「r」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在更谨慎或被要求重复的情景下。结果,即便其中可能存在主观因素,但是他的假设完全成立。甚至即使在同一家高档商店里,在底层销售普通商品的店员与较高楼层销售高档商品的傲慢店员之间还存在差异。另外,本研究还发现年长的与年轻的店员之间也有区别。
单词 thing 和 then 的开头辅音的发音。与许多美国人(不管他们是否承认)一样,纽约人将其分别发作 [t] 和 [d];而在英式英语中,则为 [θ] 和 [ð](单词音标写作:[θIŋ] 和 [ðɛn]);较为中性的标注是 [tθ] 和 [dð]。上述举例没有显示出任何逐渐变化的过程,而人与人之间却存在显著差异,且与说话者的社会地位及讲话时的注意程度呈现出相关性。
在不同说话者之间存在差异,那么即使当时不存在变化,仍然存在变化的潜质。某个变量会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最终排除其他变量。
相反,如果语言发生变化,那么通常体现在不同说话者的具体差异上。
当语言发生变化时,人们并非摒弃某种说法而使用另外一种全新的形式。
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不同人群只能与他们相邻区域的人群保持联系。假设原始语言中包含可以改变的特征,那就意味着语言并非是先天决定的。由于人们在各自所属的区域内独立生活,其说话方式发生着不同的变化(间隔越远,变化越大),因此,没有任何直接接触的不同人群所用的不同语言,发展到一定程度将会出现天壤之别。
语变化好比衣领和领带的变化,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发生。
我们的兴趣不在于简单地描述个别语言现象的变化,而在于阐释具体情景中的某种语言形式。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从来就不是孤立的,所以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只是某个元音、某个单词或者某个句型。实际上,语言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些变化或同时发生,或前后相继。语言学家常常将这种相互关联视为语言的基本原则
第四章 语族
拉丁语俨然可被看作某一个语族的「祖先」,其他各种语言皆由它衍生而来,包括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在动物学中,猫科动物包括狮子、美洲豹、家猫等等。在语言学中,上述语言则是「罗曼语族」的主要成员。
在动物学上,猫科动物与其他动物可被归入更广的一类,如有胎盘的哺乳动物、一般的哺乳动物、脊椎动物等等。同样,任何一位语言学家都会告诉你,罗曼语族仅仅是从拉丁语衍化而来的「印欧语系」(图 8)的一个分支而已,与其并存的还有许多不同种类的语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目前史前学家们还未达成共识,因此很难解释为何同一语言的「后代」会有如此广泛的分布范围。然而,我们知道在别处,确实存在其他分布广泛的语族。作为语言学家,我们确信,所有的印欧语言都曾共同拥有一个祖先。
如何来证实存在共同的语言祖先?
线形文字符号由迈克尔·文特里斯于 20 世纪 50 年代运用二战期间学到的解密技巧进行了成功的破解。该语言的拼写以音节为单位,如 pa-s(i 第一行最前面的两个符号)表示「给所有的」,me-ri(在两行中表示双耳储藏罐的图画之前)表示「蜂蜜」。音节文字既有别于字母文字(一种元音和辅音分开的语言),又不同于每个单位都有单独意义的文字,如汉语。目前,日语可被看作音节文字的代表,它由「平假名」和「片假名」组成。
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法来寻找答案,即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逐项比较分析,若呈现出多个对应点,则说明它们享有共同的祖先,否则则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问题在于什么样的证据才能令人信服呢?
集中比较下列方框中表示相同意思的两个词组,它们分属于印欧语系中两种不同的语言。
先看语法:两种语言均区分语法中的「性」,表示「fame」的单词以及与之类似的单词被划分为「阳性」、「阴性」或「中性」(德语中有该种划分方法)。希腊语 kléos 和梵语ʃrávah 均属中性词。另外,希腊语和梵语都对语法中的「格」做出区分(如德语和俄语也一样
希腊语中的 kunô:n(「of dogs」)是「所有格」,以所有格复数-o:n 结尾。梵语中对应的词是ʃúna:m,同样是所有格复数,表示「of dogs」,结尾是-a:m。
另一明显的对应点体现在表示「imperishable」的两词的开头部分。两者均含否定意义,字面意思是「non-perishable」。两词都应被标注成「NEG」,两种语言中的类似单词都以 a-开头。
例如,我们认为希腊语中的-n(在áphthito-n 中)与梵语中的-m(在ákşita-m 中)同源。这可能是因为这个源头本身像-n,或像-m,或与这两者都不太像。这是一个具体的假设,涉及「重建」史前存在的某个假想的实体,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语音单位,或是表示「宾格」和中性「主格/宾格」单数的语法尾词。
理论上说,个别形式的相似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随着语言的变化,元音和辅音、音节和重音等等也随之改变。我们重建的形式或许会经历较大的改变,但它们创建的形式可以随着进一步的假设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一个更加具体的假设:共同语言「祖先」中存在两种不同元音,分别为 e 类元音与 o 类元音。在希腊语中两者是分开的,而在梵语中则合二为一成 a。
我们似乎很难就两种语言之间的对应点得出某个定论。
问题不在于我们创建的理论是否能够解释一切现象。常识告诉我们这是永远不可能做到的。问题在于其他基于不存在共同祖先的假设,是否更加难以令人信服。
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不同语言之间非常显著的相似点,还能下结论说它们共有一个祖先吗?
虽然某些表面惊人的相似点会引起误导,但我们可以将其放在更宽泛的视阈中加以阐释。
以拉丁语中表示「to have」的单词 habeo(词典上的词条就是这么写的)为例:hab-类似于英语中的 [hav](have),并与德语中表示「to have」的单词 haben 中的 hab-完全相同。乍一看,这不过是某种有意义的对应点而已,但这种从形式到意义的相似点可以表明它们来源于同一种语言。
事实上,我们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上述三种语言同属印欧语系,其中英语和德语属于「日耳曼语族」(图 8)。众所周知,近两百年来日耳曼语族与拉丁语及其他语言分支比较而言,在辅音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日耳曼语族中的 h 相当于拉丁语中的 c(发作 [k])。
以上的对应点不过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一小部分而已,有时相同的字母却表示截然不同的意思,如 habeo 和 haben 中的 b。通过比较拉丁语中的 cap- (词典里有词条 capio,意思是「抓住」)与德语中的 hab-,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我们相信它们同源,但不论是辅音还是意义都相去甚远
切不可根据零散的几个对应点就妄下断论;对历史追溯得越深,揭示出事实真相的希望则越渺茫。
之所以这样,原因仍可归结于语言的发展变化。语言的语法结构在变:英语和意大利语中已不复存在与所有格复数有关的词尾,而梵语和希腊语中的中性「主格/宾格」词尾也已消失。
要想勾勒出语族的关系图就变得很难。我们虽然可以隐约感到它的存在,但却无法准确地描述出来。一种语言的 a 形式酷似另一种语言的 b 形式,而它的 c 形式又类似第三种语言的 d 形式。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为重建一张完整、连贯而详尽的语族图提供足够的证据。对于任何语言对比之间呈现出的相似点,我们都不得不保留自己的解释:它们之所以相似,可能是偶然因素为之,也可能反映出操不同语言的人群在史前的某段时期有过接触,或者两种可能兼而有之。
梵语中的 rá:tar-(这也是用国际音标表示的)和哥特语中的 broθar:梵语表示「父亲」的单词 pitár-中包含辅音 t,而在日耳曼语族中,「兄弟」和「父亲」却演变为两个不同的辅音:broθar 中的θ和 fadard 中的 d。经过多年的变化,现代德语中 Bruder 和 Vater 两词的辅音仍然不同。这一现象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呢?第一个词 pit r-的重音在第二个音节,而另一个词 rtar-的重音却在第一个音节。
第五章 语言的多样性
对人类所用语言的调查统计表明,全球可被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涵盖旧大陆的大洲及其邻近岛屿,当地语言及语族基本上维持着五百年前的模样。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虽然英语和法语广为传播,许多地方语言逐渐消失,但大部分当地人仍会讲一种或多种地方语言。另一部分包括其他三个大洲,这三个大洲的土著语言已被源自西欧的语言所取代。目前保存的几种方言在当地都很重要,如瓜拉尼语和西班牙语均为巴拉圭的官方语言,此外还有几百万人仍在使用印加人的盖丘亚语。即使多数人(他们不是专业的语言学家)并未意识到,但仍有不少土著语言得以保存下来。
在人类历史上,生活在欧亚大陆的人们来来往往,迁进迁出,先后建立了多个帝国。印欧语系是三大覆盖两大洲的语系(或语族)之一(见上一章地图 3)。另外两大语族为规模较小的乌拉尔语族和突厥语族,前者包括匈牙利语和芬兰语,后者则涵盖在前苏联南部使用的一系列与土耳其语相关的语言。在北非及近东地区所使用的主要是阿拉伯语,该语言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不断发展。它属于闪语族,与其他语言也有关联,包括非洲北半部的古埃及语。
在东亚大陆,汉语语族包括普通话、广东话及其西部语言如藏语和缅甸语等等。然而,韩语和日语却不隶属上述任何一个语族。分布在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语系相对独立,规模较小,它的主要使用者是泰米尔人。孟——高棉语族和泰语语族均为独立语族,前者包含柬埔寨语(高棉语)和越南语,后者包含泰语。南岛语系分布于亚洲东南部的各个岛屿上,包括他加禄语、菲律宾的其他语言、马来语、爪哇语及印度尼西亚的其他语言。它往东延伸至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往西一直达到马达加斯加。另外,亚洲其他地区还存在一些规模较小的语族,如高加索地区的语族。
非洲南半部最大的语系是班图语系,大致分布在赤道以南,主要语言有东非的斯瓦希里语,这种语言仍在传播。
为什么操英语或类似语言的人必须在「一个」和「多个」之间做出区分,而不必对「一种」和「多种」加以区别呢?这个问题乍一看有点奇怪,因为「一个」和「多个」间的区别当然更加重要。但是,为什么「理所当然」呢?它们是否更明显、更能满足相互之间交流的需要呢?抑或仅仅是因为我们所操的语言碰巧将它们做出区分呢?
可是,有些语言对此并不做区分,如汉语中通常用同一个词表示单数和复数。其他一些语言,包括美国和加拿大某些地区的语言则具有一种被语言学家称为「分离性」的语法成分,即对同一种类所包含的各成员做出区分。如,「flower-DIST」表示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种类的花,若指同一种花,则去掉词尾「DIST」。「fish-DIST」(「不同种类的鱼」)有别于「fish」(「一条或多条同一种类的鱼」)。请注意,不同种类的事物至少有两个,而同一种类的事物可能只有一个。在此情形下,「一个」与「多于一个」的区别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处于次要位置。
另一客观区别在于看得见的事物与看不见的事物之间。
可能位于人们的视线之中,或在视线之外。不管是哪种情形,英语中都可用 some flowers 来表示。然而,沿英属哥伦比亚海岸居住、说瓦卡希语组的人却把上述区别归入语法范畴
这一区别在瓦卡希语组的语法中变得更复杂、更有强制性。大致对应于 this 的单词指「与说话人靠近或相关的」且「能看得见的」。另一个意思是指「与听话人靠近或相关的」并且「能看得见的」。它们有别于添加了其他成分的对应形式,这些形式表示「看不见的」。同样,对应于英语中 that 的单词表示「那边我们看见的某物」,不同于「那边我们看不见的某物」。显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可见性,以及与「我」或「你」的联系。因此,在「一个」与「多于一个」之间已经没有必要做出区分了。
有些语言对类似的现象则做出明确区分。各种论断来自不同的证据,因此说话者可根据具体的情形,选择适当的形式来表达「据素」的意义,而英语语法对此不做区分,实在是太马虎了!在南美洲的巴西和哥伦比亚交界处,有一个讲吐优卡语的民族。该语言区分五种「据素」(见下页的方框):说话者必须在做出判断前,搞清楚他是亲眼所见,还是耳有所闻,等等。说话者也许会撒谎,但任何一句话都需有「据素」。
我们是否能够做出以下推测:在英语环境下长大的人自然而然会将事物分为「一个」和「至少两个」这两个大类?如果以上猜测成立,那么操不同语言的人群则可能因为各种语言所做区分各异而具有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所讲的语言来推测人们的思维及感知方式。
在英语环境下长大的人是否倾向于把颜色看作实物,或将「好」等同于「红」呢?或是仅仅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使用单词的方式。
将英语与主要分布在墨西哥东南端的恰帕斯州的佐齐尔语做一比较。据斯蒂芬·莱文森的描述,佐齐尔语中也有许多类似于英语中的 inside 和 between 的词,这些词被人们用来表示物体的内在关系。但却没有像 left 和 right,in front of 和 behind 这样的表达法来表示主观坐标。相反,人们所关注的是绝对坐标,而这却是操英语者常常忽视的。
对于操此种语言的人群来说,他们必定对这种定位方式特别敏感。例如,莱文森指出,操佐齐尔语的人即使被领进一个一百英里外、陌生且没有窗户的混凝土小屋,他们仍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所处的位置。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谈论物体空间位置的方式迫使他们做出精确计算,而操另一种语言,如英语的人群则不具备此能力。
第六章 语言是什么
没有任何两个人使用的语言完全相同。
语言学家常常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语言?答案是五千到六千种左右,肯定不超过一万种。然而,任何一个答案都不可完全相信,因为在某个地区被视为不同的「语言」的很可能在另一地区却被看作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而已。
为什么它不能被看作一种单独的语言呢?简单说来,就是因为意大利人认为它不是。进一步说,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化历史,尤其是意大利语作为一种书面语言的地位。「没有文学作品的语言不是语言。」以上是 16 世纪的学者彼得罗·本博对语言的定义。但是上述标准仅仅适用于具有较长书面文字历史的社会。如果「文学」仅局限于书面语,那么在世界的许多地区,「语言」起码直到近期才算出现
国界以及民族和种族的划分也会影响人们对语言的阐释。
一种语言就是有陆军和海军的地区的一种方言。 (马克斯·魏因赖希,1945)
在以上提及的林林总总的现象之中,我们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地位又是什么样的呢? 或许我们研究的是一个系统。乍一看,这个答案似乎不能令人耳目一新,因为任何一种行事「方式」,包括说话在内,都可被称为一个控制「系统」。关键在于语言系统是确定的:我们都很清楚语言使用的范围。而在语言内部,各单位形成一套直接或间接相连的关系网,而各单位之间又是互相独立的。
语言形成一个系统……系统中的每个组成部分紧密相连。 (安托万·梅耶,1906)
进行语言研究时,语言学家往往首先要找出目标语中相互对立的关系。 另外,我们还能从对立中提炼出规律。
规律可被看作是语言学家所描述的系统的一部分。当然,规律不仅仅局限于在单词词尾加[z],还包括单词组合及其排序方式。
人们「遵循」做菜的食谱或路线图,一旦被问及为什么加鸡蛋或在十字路口向左拐,他们可能解释说是在遵循所给的提示。显然,言语表达并不遵循这种规律
人们只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句子就该这么讲。
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将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表达清楚。想想对言语的表达效果至关重要的冗余结构吧。为了实现冗余,许多不同的单词组合都被排除。当然,这种排除也是有规则可循的。虽然语言不同,但规律却是语言的核心所在。
一种观点认为,描述一种「语言」好比描述人们的言语中所呈现的结构。
将语言看作一组(有限或无限的)句子,每个句子长度有限并由有限的元素组成…… 研究语言 L 的基本目的是将该语言中合乎语法规则的序列(句子)与不合乎语法规则的序列(句子)加以区分,并探究那些合乎语法规则的序列的结构。语言 L 的语法可以生成所有合乎语法规则的序列而摒弃不合乎语法规则的序列。 (诺姆·乔姆斯基,1957)
索绪尔首先将言语活动严格区分为受个人意志支配的「言语」(法语「parole」)和社会成员共有的「语言」(「langue」)。语言本身是社会中具有客观实在的系统。第二个基本区分在于某个特定时期的语言和历史发展中的语言。因此,语言学被分为两大类:「共时语言学」(「同一时间的」)和「历时语言学」(「不同时间的」)。
索绪尔把语言看作一种「符号」系统,每个「语言符号」由「能指」(法语「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两部分组成,如 girl 是由发音的心理印迹(「[gə:l]」)和一个「概念」(「女孩」)共同构成的。符号正是通过同一系统中不同符号间的区别而建立的。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这一术语出现于 20 世纪 30 年代,特指那些明确追随索绪尔语言理论的语言学家。
目前,多数语言学家倾向于乔姆斯基的观点(见下一章方框)。他认为,会说一种语言就意味着「知道」它,每个人从孩提时代逐渐习得至少一种语言。即使对于操同一语言的人群来说,他们所讲的也未必完全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以及大脑发展各不相同。
第七章 语言的系统性
如果将语言视为系统,那么原则上讲,就为语言学研究划定了范畴。「任何形成系统的都是语言学,而不成系统的则不是语言。」然而,其他区分方法则可能涵盖许多不很确定的因素
乔姆斯基认为,某人「知道」一种语言就意味着至少此人熟知该语言的语法规则。用他的话来说,每一个人都具备「普遍语法」(缩写为「UG」)的天赋。他提出的 UG 概念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较有影响的理论中,UG 概念涵盖了适用于所有语言的语法规则,以及当孩子学习不同语言的时候,随语言的不同而变化的「参数」。
myself 一般不可单独使用,但在受过教育的英国人中将 myself 与 and 连用则非常普遍。例如 Myself cannot come this afternoon,这个句子听起来很别扭,但以 Pat and myself...或 Our wives and ourselves...开头的句子就很正常。在最后一句里,我们一般不说 our wives and we。
一般来说,包含-self 的词需有一个先行词,但当它与并列表达式连用时除外。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表达可能会受到某个其他因素的影响。
语言之所以如此诱人,原因之一在于它能供人们在不同的抽象层面上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许多语言学家发现细节常常使人着迷不已,有些人则饶有兴趣地玩味着语言中缺乏系统性的东西,因为正是这些才最清楚地反映出人们说话及写作时稍纵即逝的场景
第八章 声音
医生在检查病人的咽喉时,通常要求病人发「Ah」音,这是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的最简单的声音之一。我们不妨以此为例,看看声音是如何产生的。
「Ah」和「Eee」的主要区别在于三千赫兹频率以下的三个不同的声能集中。发「Ah」时,两个声能集中的频率很低,第三个较高;发「Eee」时,一个声能集中接近最高值,另一个稍低,还有一个很低。
气流流经的鼻腔可被看作是为下一个音做准备的共鸣器。
发音时气流通路闭塞的辅音被称作「塞音」。
有些语言却不存在类似的对立关系,比如一些澳大利亚土著的语言。相同的辅音对于操欧洲语言者而言,有时听起来像[p]或[t],有时却像[b]或[d],在欧洲语言内部甚至还存在着进一步的差异。比如,英国人刚开始学习意大利语时,可能搞不清应该如何发音。
可将法语单词 lune 中的「圆唇」看作一种抽象单位,这种单位很可能会混淆国际音标中字母的元音和辅音。
倒数第二个元音被称为「前元音」:ü和ö是圆唇前元音,i 和 e 是不圆唇前元音。词尾同样也是前元音:圆唇前元音-ün 和不圆唇前元音-in。后两列中对应的元音则是「后元音」:圆唇后元音 u 和 o 与不圆唇后元音ι和ɑ。
元音可被归为两类:「闭元音」和「开元音」,前者发音时,下颌和舌头的位置相对较高;后者发音时,下颌和舌头的位置则相对较低。
上述模式被称为「元音和谐」中的一种,即只是在元音之间存在这种对立关系。
和谐不只限于元音之间,在前面提及的单词 köyün 的各音节之间也存在和谐。在该词的发音过程中,嘴唇自始至终噘着。因此,「和谐」可被看作贯穿于所有音节之中。
第九章 语言与大脑
我们智人具有超大容量的大脑。「超大」并非指它的绝对尺寸,任何一个大型动物的大脑肯定超过一只猫或一只老鼠,关键在于大脑尺寸和结构与整个身体尺寸的比例。从生物学角度来讲,人类比一般的有胎盘哺乳动物要「聪明」五倍。
感知汽车及其运动方式是一次经验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脑科学家却告诉我们,负责探查运动的系统实际上并不等同于探查形状或颜色的系统。相关证据主要来自对眼睛和大脑与人类进化相似的其他动物所做的实验。
以上发现提醒我们:论及大脑中的灰质,我们都是局外人。语言学家所研究的系统是人类有意识地理解大脑和行为的抽象概念。如果把这些当作探讨大脑运作的指导原则,那就未免有点天真了。
这一警示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语言」本身。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是我们称为「语言」的抽象概念。当我们谈到「语言」的时候,通常谈的都是语言的基本属性。因此,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从语言中到底能提炼出多少特征。
首先,说话并非唯一一种有意义的行为方式。另外,我们还从言语本身的许多特征中提炼出一些东西,如语速缓慢、耳语或大声叫喊分别蕴含不同的意义
大脑中存在两个与语言紧密相关的区域,被看作是负责处理语言的「言语中心」(如果当真有这么个「言语中心」存在的话),并在一百多年前被命名。第一区是以 19 世纪法国的一个内科医生保罗·布罗卡的名字命名的。他于 1861 年从一病例中发现大脑内某一区域受伤会导致语言表达机能的丧失。另一区以德国神经病学家卡尔·韦尼克的名字命名。他于 19 世纪 70 年代报告了两个不同的病例。两区从侧面看,位于中心位置;从顶部看,则位于外部。更准确地说,「布罗卡区」位于额叶内部,就在大脑外侧裂的上方(见图 17)。「韦尼克区」位置稍后,大约在太阳穴后面。以上介绍只能大概说明两区的位置,因为人类大脑在具体细节上存在差异。我们要切记许多病人的大脑实际上多处受损。
有两种典型的语言障碍分别由此而被称为「布罗卡失语症」和「韦尼克失语症」。「布罗卡失语症」的患者语言缺乏流利性和「语法」,「韦尼克失语症」的患者语言流利但缺乏「内容」。不同症状暗示着大脑受损区域的不同。有些研究人员由此做出进一步推断:语言处理的某些方面,如「言语计划」(「布罗卡区」)、句子结构控制(还是「布罗卡区」)或「言语理解」(「韦尼克区」)主要由这两区负责。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揭示怪异的行为方式与大脑某部位受损之间的联系。但是我们的研究范围是受限的。不要轻易对不确信或不理解的现象下结论。正如脑科学家所描述的,我们发现的受损部位很可能对一个庞大体系的「路径」产生影响。
研究工具越来越先进。大脑扫描仪不仅有助于确定大脑受损的部位,而且能够观察到进行实验时大脑内部的活跃区域。最普通的技术是根据提供能量的血流量的增加来推断神经元的活动。为了维持大脑正常运转,我们需要大量进食以提供能量。通过观察,我们可以间接测量为不同区域提供能量的多少。如果血流量大,则意味着细胞活动频繁。另一更具潜力的技术是通过跟踪细微的电流变化直接记录细胞的活动情况。
研究正常人的大脑同样也很重要。我们不能想当然,认为大脑受损后的运转方式就是其正常的运转方式减去受损部位受伤前的情形,这就好比通过观察某人切除一条手臂后把持物体的方式来调查之前他是如何抓握东西的。
有一段时期,大脑常被比作数字计算机。在「硬件」层次上,神经元互相联系,电子信号沿着电路传递。当然,上述观点产生于神经学者发现大脑的化学过程之前(他们还不断有新的发现)。在「软件」层次上,许多研究者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抽象出一项大脑能够完成的任务,如找出一句话的句法结构,并通过编程让计算机完成这个抽象出来的任务,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直接得到结果,知道大脑系统是如何处理所接受的输入的。以上想法在计算机科学处于初级阶段时有一定的市场。
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大脑中发生的一切如何与某次经验(如理解一句话)发生联系。几乎在多数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展开讨论之前,「理解」就已经成为一种来自经验的抽象。「句子」更明显也是一种抽象,虽然它的有效性只充分表现在语言学家的研究层面。